2021年10月21日18點30分，最高人民檢察院檢察理論研究所但偉研究員應邀擔任中南民族大學法學院“法霽講壇”第42期的主講嘉賓，在我院219會議室做了一場題為《刑事訴訟改革的兩大核心問題》的講座。浙江師范大學法學系主任李海良博士特別受邀擔任此次講座的與談人。
圖一：主講嘉賓但偉教授
本次講座由我院趙波副院長主持，黃豹教授、周遵友教授和阮堂輝副教授發表評論意見，張忠國老師、王曉曉老師和劉柳老師亦出席講座。
講座伊始，但偉教授提出刑事訴訟法不僅涉及刑事訴訟本身，而且還與政治制度息息相關。他以我國刑事訴訟法的發展歷程為例，解釋了為什么刑事訴訟法會被稱為“小憲法”。然后，他還以武松、竇娥冤等文學人物為例，強調指出：同學們在學習刑事訴訟法時應當聯系不同時代的制度，要以批判性的眼光深入思考時代背景下制度設立的目的和作用。
但偉教授從西方各國刑訴制度的比較視角提出，無論是當事人主義還是職權主義，都是建立在充分保障當事人權益的基礎上的。我國強調客觀真相的查明，但現實情況總體而言努力的空間還有。如證人出庭難的問題未曾解決；非法證據的排除在實際的庭審過程中仍然存在需要進一步明確；偵查的功利性主義過強，導致出現各種極端的冤假錯案；紙面上的法律需要落入實際的司法環節；一個能還原客觀真相的證據體系建立是我們努力的方向。但教授認為，只有科學地設定我國的證據制度才能達到客觀公正的目的，收集證據應遵守的程序規則越詳細，才越能抵達公正。
但偉教授總結自己多年研究的經驗后提出，權利保障制度的建立也是當下不能拖延的核心任務，在刑事訴訟程序中單設“權利救濟”一章。相較于德國檢察制度的客觀性原則，中國檢察官應該在檢察工作中發揮過濾功能。現代的司法官都應本著公共利益守護公正，減少功利心理，摒除定罪心態，從而搭建一個合理的法律框架，以人性為基礎綜合各項因素以達成應有的司法公正。但教授進一步指出，人權保護是刑事訴訟制度的憲法屬性，它的本質是限制權力與保障權利，對于只強調打擊效率的思想應抱有批判態度，人權保護的淺層改革只會消解現有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努力，清零改革的成果。但教授強調，不斷調高人權保障的刻度始終是檢驗司法公正的唯一進步標識；通過建立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救濟制度，旗幟鮮明的保障人權，才能真正地做到以民主制度來擁抱融合法律條文。
最后，但教授提出了自己的觀點：司法的公正受人為因素的影響較大，客觀公正的達成是可以通過科學理性得以保障的，技術的可靠性要大于人為的可靠性；解決兩大核心問題的當下方案可以為數字正義，即將現代科學技術與刑事訴訟程序深度融合，用數字正義提升客觀公正的標尺和確定性，把真相和客觀公正的過濾功能、評價功能交給理性的機器，以牢牢固定辦案起點和辦案結果公正性的刻度；數字正義可以通過機器降低人為因素的影響，達成一個可預期、可確定、可視化的正義，使得正義回到每個人的手中。
圖二：與談嘉賓李海良博士
在與談環節，但教授的演講得到了主持人趙波副院長和其他在座老師的高度評價。周遵友老師提到，我國刑事訴訟法曾經較多地借鑒了美國的做法，但是美國模式未必符合中國的傳統與國情；實際上，德國的刑訴法更適合中國，也更值得我們去了解和借鑒。黃豹老師在評論中向但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我國當前提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核心，就是實現以庭審為中心，這就要求實現庭審實質化，但庭審實質化是否會導致司法實踐中出現“雄辯勝過事實”的后果？但教授回應說：雄辯有時會勝過事實，但是最終不可以勝過公正；為了追求客觀真相，被污染的證據必須被排除；終極目標正義的實現是同社會發展的本質內容相關聯的；通過辦案規則控制法官的自由裁量權，確保正義的實現。阮堂輝老師尤其贊揚了但教授在演講中表達的人權保障精神訴求和人文情懷；同時，針對中國是否需要進行細致的證據立法且如何進行證據立法（比如，證據規則的立法是以強制性約束規范形式還是以警示性引導規則形式面貌出現）等技術問題，二人也進行了交流。
在問答環節，有同學針對員額制改革的實際效果提出疑問。李海良老師對此評論說：在現實的司法實踐中，關于員額制的改革對于如何提高年輕檢察官助理、法官助理對檢察官職業和法官職業的積極性和熱情度，如何解決年輕檢察官助理和法官助理入額難的問題，使得檢察官、法官這一重要法律職業共同體能夠吸引優秀人才、并進而留住優秀人才，以確保司法職業人員業務能力與當下法治發展與時俱進、跟進時代發展需要，是當下司法制度改革研究亟待解決的命題。
圖三：我院與會師生
圖四：賓主合影留念
供稿：周恬 攝影：余云霞
